1937年，山东一个老太把一个晕倒的日本鬼子拖回了家，人刚放下，老太太就对儿媳妇喊到“赶紧把他衣服脱了！”谁也想到，这个被扒光衣服的日本兵，后来会在中国待上整整七十年。
山崎宏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风度翩翩的助教。原本他以为，入伍当军医是去治病救人的，征兵官也承诺“军医不上前线”。
可当他踏上天津的土地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如坠冰窟：到处是残垣断壁，刺刀挑着无辜百姓的胸膛，空气里全是血腥味。
山崎宏崩溃了，他受的是救人的教育，不是杀人的训练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，他背起装有手术刀和三盒磺胺粉的药箱，撕掉军衔，趁着岗哨交接的空档，一头扎进了茫茫旷野。他想逃，逃回日本，或者逃到一个没有硝烟的地方。
为了躲避宪兵的搜捕，他抓起灶灰抹在脸上，伪装成麻风病人。饿了就去地里刨冻僵的红薯，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。
等他一路摸爬滚打到济南郊外时，整个人已经形同枯槁，背部的伤口因为长期没有清创，已经烂到了骨头。
王老太和儿媳妇把他拖回那间只有8平方米的土屋时，邻居都劝：“这人来路不明，看着快死了，别惹麻烦。”可王老太倔，她盯着山崎宏那双透着绝望的眼睛，叹了口气：“到底是个命，救吧。”
老太太烧了一锅又一锅的开水，往里撒了大把的粗盐。她用旧布蘸着盐水，一点点撕开山崎宏跟皮肉粘在一起的棉袄。
腐肉被剪掉时，山崎宏疼得全身抽搐，但他死死咬着木棍，一声不吭。王老太的小脚在炭盆边挪动，汗珠顺着她的发髻往下淌，滴在火盆里“滋啦”作响。整整三天，烧终于退了。
等山崎宏能下地说话时，他跪在王老太面前，用僵硬的中文吐出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他没敢说自己是日本人，只说自己是逃难的医生。王老太家穷，连顿像样的饱饭都没有，却把仅有的窝窝头分给他一半。这份恩情，山崎宏记了一辈子。
伤好后，山崎宏没有离开。他在济南七里山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土坯诊所。起初，他在门上挂了个“日医”的牌子，结果整整半个月，连只苍蝇都没飞进来。那个年代，“日本”两个字就是恐惧和仇恨的代名词。
山崎宏意识到了这点，他把木牌摘了，换成一张大红纸，请人写下三个字：山大夫。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——王宏。他决定，这辈子不走了，他要留在中国，替那些沾满鲜血的同胞“还债”。
在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山崎宏的诊所成了穷人的避难所。他看病有个怪习惯，从来不先问钱。病人来了，他先是习惯性地把听诊器塞进怀里焐热，然后才贴在病人的胸口。有产妇因为天冷怕凉，他甚至会先把手搓热了再去触碰。
有一次，一个农民抱着烧得浑身滚烫的孩子闯进来，哭着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。
山崎宏二话没说，拿出了珍贵的药。孩子救活了，农民第二天送来两颗鸡蛋，山崎宏不仅没收，还从兜里掏出几块钱塞给对方，嘱咐给孩子买点营养品。
村民们渐渐发现，这个“山大夫”脾气好得出奇。不管白天黑夜，只要有人敲门，他披上衣服就走。有时候出诊回来，脚上的草鞋都磨烂了，他也不在意。大家都传：“山大夫是菩萨心肠，就是说话口音有点怪。”
时光荏苒，山崎宏在济南娶了妻生了女，他的身份成了一个被岁月掩埋的秘密。直到1976年中日建交后，他才终于获得机会，回日本探亲。
那是他离开家乡的第39年。在大阪，他见到了早已老去的哥哥。哥哥此时已经是一家大型医院的院长，生活优渥。看到弟弟在中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过着清贫的生活，哥哥心疼不已。
“留下来吧，”哥哥指着窗外繁华的街道说，“我给你安排月薪30万日元（约合当时人民币2万元）的工作，你该享享福了。”
对于一个在济南拿着几十块钱工资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诱惑。可山崎宏却摇了摇头，他用中文对哥哥说：“中国待我如赤子，不可负义。我的债还没还完。”
回到济南后，山崎宏依然守着他的小诊所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他完全可以搬进宽敞的高楼，但他拒绝了。他依然住在那个简陋的院子里，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清扫诊所门口的街道。
晚年的山崎宏，被济南市民亲切地称为“济南的白求恩”。他先后向灾区捐款数万元，而他自己，却连一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。
2010年，102岁高龄的山崎宏坐在他守了一辈子的接诊椅上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的桌上还放着一张没写完的病历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“双胞胎肺音清，嘱防风。”
临终前，他留下遗言：不发丧，不留骨灰。他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盲人，把遗体捐献给了山东大学医学院。
信息来源：山崎宏：“我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”．中青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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