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“东方魔头”川岛芳子被军统抓获，用尽酷刑，守口如瓶，直到戴笠命人扒光她的衣服，拿出尺子，她才全招。
审讯已经折腾了好几天。军统的人把能用的手段都使上了：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竹签子钉指甲……换个人早扛不住了，可这女人硬是咬着牙一声没吭。有一回，她甚至咧着嘴冲审讯官笑：“就这点儿本事？你们还不如我在满洲国训的那些狗呢。”
直到戴笠推门进来。
他没带那些血腥的玩意儿，手里只捏着两样东西：一把裁缝铺里用的木尺子，一个看报纸的放大镜。
审讯室里的特务们一愣，赶紧让开道。戴笠也不着急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把尺子和放大镜往桌上一搁——那轻轻的一声“啪”，却像一记闷棍，打得川岛芳子心里一颤。
“把她衣服脱了。”戴笠挥了挥手，那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儿晚上吃什么。
几个特务傻了一瞬，然后扑上去就动手。川岛芳子这回是真慌了，她拼命扭着身子，铁链子撞得哗哗响，嗓子眼里挤出尖利的叫骂：“戴笠！你他妈还是个军人吗？！我是大清皇族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”
“大清皇族？”戴笠冷笑一声，眼神像看一只过街老鼠，“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卖祖求荣的烂货，一个日本人玩剩下的。”
衣服一件件被扒下来，剥到最后，戴笠站起身，拿起那把木尺子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尺子冰凉，贴着她的皮肤，从肩膀开始，一寸一寸往下量。
“肩宽，三十八。”旁边的记录员赶紧记。
尺子继续往下滑，滑过胸口，滑过腰，滑过大腿根。这不是刑讯，这是把人当成牲口一样丈量，比抽鞭子还让人难堪。
量完了，戴笠又拿起放大镜，凑到她跟前。放大镜把灯光聚成一束，烫得她皮肤生疼。戴笠趴在那儿，像研究什么标本似的，仔细看她身上每一道旧伤疤。
“哟，这枪伤是哪儿来的？”“这道刀疤是在满洲留下的吧？”他一边看一边念叨。突然，放大镜停在她大腿内侧一块特别的痕迹上，戴笠眯起眼睛，啧啧两声：“这块……是你那个日本养父干的吧？”
这话像一根烧红的铁签子，直接扎进川岛芳子脑子里。
17岁那年的事，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。那个榻榻米发霉的夜晚，那个被她当亲爹一样敬重的川岛浪速，突然撕下伪装，把她按在身下。她拼命挣扎，哭喊，却什么都挡不住。从那以后，那个骄傲的清朝格格就死了，活下来的只有一个满肚子仇恨的怪物。
她穿男装，剃平头，学着杀人放火，就是为了把那副被她视为耻辱的女人的身子藏起来。可现在，戴笠用一把破尺子和一个放大镜，把她那点儿可怜的伪装扒得精光，还把她最想忘掉的烂事儿，血淋淋地翻出来给人看。
“我说！”川岛芳子突然嚎了一嗓子，整个人像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，眼泪把脸上的泥冲成一道一道的，“我全说……你他妈的别量了，别看了……”
那天晚上，军统的打字机就没停过。
从炸死张作霖的“皇姑屯事件”，到怎么在上海挑起“一二八事变”；从伪满洲国的兵力布置，到潜伏在华北、东北的几百号日伪特务名单——川岛芳子把这些年干的事儿，一件件全吐了出来。
根据这份口供，军统连夜动手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，那些藏在暗处的日伪特务被一锅端了。
1947年，河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她。
法庭上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特务为了活命，开始耍无赖。她扯着嗓子喊：“我不是中国人！我是日本人川岛芳子！你们凭啥审我？我是战犯，该把我送回日本！”
她请的律师也拿出一堆材料，说她早就入了日本籍。
如果判她是日本人，顶天算战犯，可能还能捡条命。要是中国人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汉奸，必死无疑。
关键时刻，日本那边传来一封信。写信的是她那个禽兽养父川岛浪速。这老东西为了撇清自己，在信里写得清清楚楚：川岛芳子只是养女，从来没入过日本籍。
这一刀补得，真是亲爹都不认。
1947年10月22号，法槌落下——死刑。罪名：通敌叛国。
1948年3月25号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北平第一监狱的刑场上响起一声闷枪。子弹从后脑打进，从眉心穿出。那个叫了一辈子嚣、搅得半个中国不得安宁的“东方魔女”，一头栽在泥地上，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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